二零一九

今天早上我还没醒的时候就和郭老师吵了一架。大概意思是快递来敲门，她提醒我去开，可我睡得昏昏沉沉完全没听见，于是就挨了顿抱怨。我自然非常委屈，然后她一边大笑一边道歉，十分钟后我们就像从来没吵过架一样了。2018年最后一天最初的记忆就是这个样子。

前几天我和郭老师说起：啊，又要过年了呢。出于某种不知名的原因（大约是人类对仪式感的执着），从2011年起，我每年年末都要写一篇流水账式的年记（与其说是年记，不如说是某天以年记为主题而写的日记）。我这样向她介绍我的习惯，然后挑了几篇开始大声朗读。她评价道：果然很多废话呢！我皱紧眉头想：不写废话多难啊。说白了，普通人的生活就是很普通，没什么惊心动魄的剧情。去年一整年里最惊心动魄的事，恐怕就是某天被猫划拉了一身的口子。要从这其中悟出些什么来，着实很难。我记得我一只手把住了猫脖颈儿想把他拽进包里头，但是猫一下子就用什么功夫挣脱了我，而且一下子变得很魁梧，两只爪爪把我抠得半死不活。这一仗后我和猫大爷就成了好朋友，是那种半夜会用脚踩我脸的好朋友。

去年我寻思着要在飞机上跨年。失去时间感进而省略迎接的姿态会减免几分不快乐。但在我如的劝说下我还是31号就到了北京，并且在飞机上产出了一篇迄今为止最臭最长的年记。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一泡稀屎，拉完肚子还会有余痛的那种。回到北京我觉得很痛苦。一月的北京，死活憋着不肯下雪。虽说淋了一身雪回来的我对这种自然现象已经不抱任何期待，但冬天的光秃秃的一月的北京，为数不多的几片水域都结冻了，没有任何自然风光可言。我回来后还是觉得很孤单，我的朋友们，一群苦命的大学生，都在咬紧牙关和绩点做斗争，没空陪我逼逼。我妈照例提醒我说，快过年了，街上乱，少出门晃悠。于是街上每个人在我眼里都是攥着几千块寻思怎么和父老乡亲交代的苦命的打工仔。就这种时候，北京都不愿意分一点有趣的雪花给人类，真是太残忍了。几天后我就南下去了趟合肥，因为我妈和我说，合肥的雪下得太大了，她和同事挖了很久才把她的车给挖出来。

2017年暑假，我们的涂鸦墙被学校给“暴力镇压”了，上面乱七八糟的社团招新涂鸦换成了整齐划一的校庆主题。这导致我每天出门都想呕吐。另一位因此感到生理不适的朋友，也就是我如，和我商量起了要搞些破坏。在这之前的毕业季，不知哪来的学长们漆黑了品六正对的一堵墙，涂了两句野孩子的歌词上去。校庆规划的时候这堵墙自然没能幸免，但我们认为这种黑底白字的模式真是太适合搞事了。我和我如，两个灵魂画手，素描纸上画大便都能让人认成小白兔的水平，决定继承学长们的光荣传统把墙弄回来。但17年下半年我不在北京，于是这个计划就拖到了18年。我们网购了大桶油漆和刷子，在2018年1月5日这一天把“光”涂在了中国人民大学品园六楼前的墙上。

想合适的内容真的很难。我们争了半天，从歌词到诗句，感觉什么都不合适。最早定下来的一句诗因为内容晦涩（其实是因为笔画太过于繁杂……）被抛弃了。涂“光”真的只因为一句“要有光”的玩笑话，但it turns out “光”是最好的。出发前有个室友说半夜太冷，让我带瓶红酒下去，结果就是一边涂墙一边对瓶吹。我们还喊了个朋友来帮忙，那天恰好是她生日。三个人工作起来很快，我三番五次把油漆弄到自己和别人身上，至今我的踢不烂小黄靴上还有1月5日蹭上的油漆作为罪证。出于对强权的恐惧，我们三个把作案工具扔到了离案发现场很远的垃圾桶里，戴着口罩和帽子落荒而逃。

在涂完“光”不久后，社团涂鸦又复活了，而且还出现了不代表任何团体的纯粹的涂鸦创作。而之后出现的一些小插曲和小抗争就先按下不表。说实在话，“光”作为一堵社会主义涂鸦墙已经存活得够久了，2018年的某一天，也就是“眼睛”涂鸦出现不久后，涂鸦墙再次被集中整改。这次据说是复校40周年的主题。我想他们大概每年都能找到些理由吧，不知道明年会不会是XX校长开会时放屁35周年纪念。

前几天和我如讨论时，我们都觉得或许不会再有比“光”更好的内容了。毕竟2018年确实是让人想要见到光的一年。对我个人而言，那是一段有一点点快乐都会高兴得要命的日子，或者说，是只要能感受到什么我就满足了的日子。不过幸好我活下来了，而且我对此居然还挺开心的。

2018.12.31